美国政府无视其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的巨大利益，自称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“受害者”，以解决贸易逆差、缓解财政压力和推动制造业回流为由，将关税“武器化”，对其他国家极限施压，违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，背离世界经济发展实际，本质是单边主义和强权霸凌。事实上，美国从现行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中获益明显，“乱开药方”“内病外治”解决不了美国经济失衡问题，只会导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，也将损害世界经济发展。
一、美国是现行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受益者
美国凭借其全球优势地位金富宝配资，推动建立以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。
美国借国际贸易体系低价获取商品并输出美元。二战后美国主导缔结关税及贸易总协定（GATT），规定了国际贸易中的最惠国待遇、国民待遇等基本原则，奠定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，促进了国际贸易自由化。此后，国际贸易体系逐步演变，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，进一步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，形成了全球化国际化产业分工体系。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将相关国家纳入其主导的经济体系，不断扩大自身经济实力，成为支撑其最终赢得冷战的重要因素。同时，低关税环境下，美国大规模进口全球低价商品，满足其不断扩大的国内消费需求，通过对外贸易逆差输出美元。
美国借国际金融体系大规模融资并吸引美元回流。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，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，美元直接充当国际主要支付和储备工具，美元霸权进一步强化。同时，美国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为国内赤字融资，贸易顺差国则积累了大量美元外汇储备，并用于购买美国国债，实现美元回流美国。美国依托其金融霸权构建起“美元国际循环”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。
美国实现了长期的低通胀、低利率和服务贸易高顺差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。中国加入WTO后，美国自华购买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，通胀长期保持低位，民众得以维持较高生活水平。2000—2019年美国年均通胀率仅为2.1%，远低于1970—1999年平均的5.2%。低通胀条件下，美联储长期维持相对较低政策利率金富宝配资，并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、新冠疫情期间实施大规模量化宽松而未引发恶性通胀。美联储资产规模从2002年的约7000亿美元一度暴涨至超8万亿美元，美国投资者还通过在国内低成本融资并对外投资获取高额收益。此外，美国依靠金融与科技优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，对外提供金融和商业服务、收取知识产权使用费等，占据国际产业分工中附加值较高环节。2010—2024年，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年均超2500亿美元，2024年达2950亿美元。
二、加征关税无助于解决美国经济多重失衡
美国经济失衡具有复杂深层次原因，美国政府以“贸易逆差受损论”为由滥施关税，逻辑上自相矛盾，是典型的“得了便宜还倒打一耙”，也无助于解决其自身问题。
加征关税解决不了财政失衡。长期以来，美国持续扩大军费开支、对内大幅减税并扩大福利开支，财政赤字大幅增长，是典型的“寅吃卯粮”，终将难以为继。2000—2024年，美国年均财政赤字率达4.6%，明显高于此前三十年平均的2.6%，导致美国国内供需失衡。美国政府“关税增收计划”也只能是画饼充饥，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统计，4月5日—4月13日累计仅征收5亿美元“对等关税”，远低于此前预计值。同时，高关税导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大，也将进一步影响政府税收收入。
加征关税解决不了产业结构失衡。美国长期凭借美元霸权大力发展金融等服务业，由于要素条件变化，美国制造业大量向海外转移，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从本世纪初的25%下降到目前的17%，2023年美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比2000年增长6500亿美元。加征关税加大美国通胀上行压力，劳动力工资成本与通胀螺旋上升，关键产品进口受阻，中间品进口成本激增，企业利润下降，进一步损害制造业发展动能。
加征关税解决不了贸易逆差。2024年美国货物进口约3.4万亿美元，占其国内商品消费额的超50%，进口以机械和电子制成品、日用消费品为主。由于美国自身生产能力不足，需求刚性较强，价格弹性较低，对外加征关税带来的成本更多由美国消费者承担。而美国出口产品中农产品、能源产品占比较高，这些产品可替代性较强，贸易反制将导致自美进口转向巴西、阿根廷以及中东等其他地区。此外，欧盟等部分经济体还考虑限制对美服务贸易，所谓“对等关税”难以平衡美国贸易逆差。
历史脉络清晰地说明，美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“长期输血”，非但没有“吃亏”而且长期“占便宜”，所谓“美国吃亏论”可以休矣。美国唯有深刻反思霸凌行径、摒弃零和思维，多从自身找原因金富宝配资，推动结构性改革，同时回归多边贸易框架，同各国一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，才能真正解决其经济失衡问题，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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